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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代报章背后的权力之影:晚清民国的媒体与政治

王杉杉2019-02-25 14:04

(图片来源:全景视觉)

王杉杉/文

1911年6月,上海发行量极广的《东方杂志?#25151;?#30331;了一幅袁世凯的照片,图中有船上二人,身披蓑衣,头戴斗笠,一人在船头垂钓,一人在船尾执蒿。配图文字是:“垂钓者为尚书(袁世凯);执蒿者,尚书之介弟也。”事实上,这是袁世凯授意《东方杂志》在此时机刊登的。此时袁已被当权的摄政王载沣罢职回乡,正经历人生“至暗时刻”。而朝廷中载沣等亲贵新成立的“?#39318;?#20869;阁”同推动改革的立宪派诸?#27982;?#30462;深重,有大臣主张恢复袁世凯职务,但都被载沣阻拦。袁世凯名为辞官,实际仍暗操政局。他自导自演一场渔翁垂钓的画面,为的是向载沣表明,?#32422;何?#20105;权的野心。当然,他在等待朝廷主动邀请他“挽救大局”。后来的武昌起义,便提供了机会。

这是近代中国的政治?#20381;?#29992;媒体传达信息的一个典型个案。我们今天,仍然会通过媒体来获得政治人物的行踪,以及判断其背后意涵。当然,媒体的重要性远?#24674;?#20110;此,推而广之,如今我们几乎在社交媒体的包裹下生活,人们在盘点过去一年亲历亲闻的大事件时会发现,媒体不仅影响着我们对事件的记忆,媒体甚至是事件本身的制造者。现代意义上的大众媒体,不仅重塑了人们接受信息的方式,也撬动了原有的社会规则。而这种现象正要追溯至晚清民国时期大众媒体在中国的诞生。马建标的《权力与媒介:近代中国的政治与传播》以还原史实的方式,以包括“袁世凯垂钓”在内的诸多个案,为权力与媒介的关系,提供了无数生动的新?#38468;凇?/p>

媒介传播的政治化

熟悉历史的人,自?#24674;?#36947;报刊对近代中国的意义。自晚清中国有报纸以来,其已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媒介,内容日益丰富,时至清末,已有《申报》、《大公报》、?#31471;?#22825;时报》等综合性商业大报,版面覆盖到政治新闻、社会资讯、和文学作品,并有成熟的商业广告和摄影内容。民国以后,报刊的门槛更愈来愈低,地方报纸和时效性小报铺天盖地,而批量化印刷技术使得报纸得以留存于世。近现代报刊能够全方位反?#36710;?#26102;的政治、经济、社会和观念,堪称百科全书式的史料。因此,不少学者都惯于用报刊观察和研究近现代的中国。

回到“袁世凯垂钓”的案例。一张赋闲政客坐船垂钓的照片,似乎再正常?#36824;?#22806;人很难看出任何波?#20581;?#20294;是,在政商界的精英眼中,这却是非凡的政治信号。中国传统政治权力分配的秘密性尚存在于袁世凯的时代,但这种规则已经藉?#19978;?#20195;传媒而迭代升级,形象依赖印刷术的流通,成为更具影响力的权力武器。而报刊?#22270;綹何?#29305;定派系政客传声的重要使命。刊登这一照片的《东方杂志》,由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创刊于1904年,因其紧跟时势、内容综合,加之商务印书馆因维新派进士张元济的?#23588;?#32780;影响力俱增,《东方杂志》也成为精英群体中一股不可忽视的舆论力量。作者发现,当时袁世凯?#23545;?#27827;南老家,如何遥控?#23500;?#19978;海的杂志为其装扮政治形象,成为重中之重。关键角色乃是袁在上海?#25105;?#32844;的心腹蔡乃煌。蔡乃煌当时担任上海道,与上海政商关系密切,他和《东方杂志?#20998;?#32534;孟森,通过商界立宪派领袖张謇建立的交集,蔡乃煌和孟森合作的背景,是当时为共同对抗“?#39318;?#20869;阁”,北洋派与立宪派寻求合作。

作者将其概括为“传播的政治化”。实际上,这仅仅是政治化的开始。晚清的《东方杂志》,发行?#34892;。?#31181;种政论、资讯,也只在政学界同温层中互相传递而已。但民国以后,报刊受众逐渐下移,至1920年代,县乡素民也成为报刊的读者。但与之缠绕共生的,是报刊并未在现代传媒发展的轨道上,以公正性和公信力发展为行业标准,而是对政?#22330;?#22242;体的依附性越来?#35282;浚?#30452;到连多样的利益团体也各自归队,报刊也走向宣传机器化。

本书未能探讨的众多国民?#36710;?#37096;的机关报便是如此。北伐之后,国民党在统治区域建立基层党部,试图将权力触角深入最底层。党部在“训政”名义下,关闭了议会,占据了议会场地,以“民意机关”自居,在法律上获得监督政府、参与地方事务的权力。此前由地方新派人物所办的报刊,有些也被党部收编,成为党部的机关报,改换门庭继续发行。?#20063;?#35770;对?#32454;?#36131;的党部,是否真的能代表地方民意,国民党各党部对报刊的控制,本身就是政治权力强力介入媒体的结果。

舆论话语的正反力量

?#36865;猓?#20511;传播新观念、建构新话语来引导、控制舆论,也是近代以来媒体的特征。作者单辟一章,以“一战”时期国际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为例,细数列宁主义传入给陈独秀带来的命运变化和威尔?#20998;?#20041;在报刊的呈现。诚然,我们从今日回?#25151;矗?#21313;月革命的种种思潮利用媒体传入中国,使一批知识精英走向列宁主义,直至作为政治理想组建政?#24120;?#24847;义深远;而另一批知识精英,乐于借威尔?#20998;?#20041;宣扬“公理”,力图使中国在新的国?#25163;?#24207;中提高地位,获得尊重,并带来对内的变革。精英们在报刊上的讨论,是在借助观念传播发挥政治影响。只是当时,报刊受众有限,无论何种主义,对民国初年的底层民众来?#25285;?#22522;本都是“无感”的话术,它只能反映“思想”,却难以反映“思潮”。

?#36824;?#35266;念和话语在当时已经足够有力,不关心政治的人极可能会被政治关心,成为舆论话语的祭品。首先,大量的外来?#24335;?#21161;报刊传播,不断有新?#26102;?#21457;明;继而,通过集中报道和讨论,成为特定对象的标签。进入1920年代更是如此,比如众所周知的“汉奸”、“国货”、“革命”、“反革命”、“反动”。

有了这种话语上的价值判断,1919年吴佩孚对自我政治形象的塑造,便比十年前的袁世凯更进了一?#20581;?#20070;中提到,当时的吴佩孚只是远驻湖南的一介师长,却呼吁时任总理段祺瑞停?#20581;?#36825;一行为在当时北洋系混战的状态下备受瞩目,吴佩孚以“为国家主和调停”的姿态出现在公共舆论,比起其他北洋军人更具超越性。另一方面,吴佩孚见巴黎和会后中国反日情绪强?#36965;?#26524;断通电反对日本及其支持的皖系段祺瑞政权和“安福国会”;他还对新文化运动鼎力支持,与一般旧军阀的弹压形?#19978;?#26126;对?#21462;?/p>

更重要的是,吴不仅深谙舆论走向,更懂得利用民众团体等“?#36164;?#22871;”去引导舆论,他借助和各种社团的通电来表达公共立场,俨然是一副为社会大众?#22791;?#31049;的新型政治家面孔。高频率的通电,让他在媒体上获得超高曝光?#32676;?#27491;面形象,他所运用的都是“反日”、“爱国”、“和平”、“民众”等带有高度道德性的话语,这些话语包装使权力对媒介的干预,比起袁世凯“?#22836;判?#21495;”式的传统策略,要更加精密和复杂。

超越“报刊视角”的媒介研究

纵观全书,报刊是考察近代媒介的主要讨论对象,而所谓“权力与媒介”的互动平台也是报刊。但我们对作者的期待?#24674;?#20110;此。正如书的前言所言,?#36861;?#21147;的?#30563;?#39746;》是研究权力作用媒介和被媒介反噬的绝佳示范。?#30563;?#39746;》发生在没有报刊的清代,既然作者的研究缘起受其启发,那在近代报刊产生后,报刊之外的媒介是否还在活跃?#30475;?#26696;显然是肯定的。报刊所连接的,恰恰是有特定文化背景的知识精英,而在识字率不高的近代中国,哪怕到1949年,报纸的编辑、刊行、流通和阅读,都并非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。

如果说?#36861;?#21147;观察叫魂的流毒式传播,这一线索源于基层案卷中的民众反馈。同样,近代社会地方和基层的媒介仍在?#26377;?#27665;众口中的传说、绰号、掌故甚至谣言,作为“次生媒介”,也是同权力互动的关键部分。比如提到“传说”和“掌故”,它或许是有关地方历史的一种民间书?#31383;?#26412;,或许是对某些特定人物和事件的民间记忆,久而久之,它通过口头流传的方式成为一个地方或一个群体的集体记忆,而很有可能发展成为一种仪式化的符号,为权力所用。书中以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为例,叙述其如何利用“占卜”的话术来传递?#32422;?#23545;?#26412;?#21644;国运的认识,以期对曾国藩的决策有所影响。而赵作为一个名不见经传却与?#27835;?#22823;权的曾国藩关系密切的谋士,确实有可能对时势产生影响。这是作者考察“次生媒介”的一个尝试,而此案却并未形成一条自下而上散播开来的媒介网络。因为两人相对私密的沟通,很难在传播上产生更?#24535;?#30340;意义。但事实上,发生在权力中枢、底层人物和民间信仰掌故传说之间的信息传递路径,要更加多元和复杂。

再比如“谣言”,谣言的重点并非在于造谣者的可恶,而是谣言散播的环境与土壤,足以反?#36710;?#26102;民众对人物和事件的预设性期待,而权力利用谣言或主动造谣来实现政治目的的过程,不断在近代中国上演。而这些?#27492;?#26435;力的“暗面”,很少通过报纸来完全呈现。报纸作为权力利用媒介的手段之一,?#27425;?#27861;代替传说、掌故、谣言这些非正统性次生媒介的作用。这并非是对既有研究求全责备,而是报刊往往容易将问题和叙?#24405;?#21333;化,使我们很难通过报纸上的“一本正经”的文字去发现权力运作的实际。而搜集上述非正式的集体记忆,就要求研究者视角向下,深入地方社会,通过基层未刊的一手资料、口述访谈来还原“媒介”缺失的部分。

当然,厘清报纸、报人群体的权势网络和他们的权力依附关系,尤其是认清近代参与政治的人群如何“利用”报纸,仍能帮助我们更新对近代一些台面下政治规则的认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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